
1935年1月,贵州那座二层小楼里发生的激烈争论,根本不是突发状况。那是埋了十几年的火药桶,终于在长征路上被点燃了。
让我们倒回1927年。南昌起义失败后,中国革命往哪走,党内其实就出现了两条路。一条是毛泽东主张的:上山,到农村去,发动农民。另一条是当时共产国际支持、很多留苏学生相信的:占领大城市,搞工人暴动。
最开始,毛泽东这条路看起来太“土”了。井冈山时期,他被一些人嘲讽是“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”。1931年,他从上海来的年轻留苏学生们,带来了“正宗”的布尔什维克经验。他们觉得毛泽东那套游击战不够“正规”,土地政策也“右”了。那几年,毛泽东的实权被一步步拿掉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成了“茅坑里的石头”——又臭又硬,但没人理。
真正让所有人开始怀疑“正规战”的,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惨败。蒋介石用碉堡步步紧逼,李德指挥红军硬碰硬,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,最后被迫长征。湘江一战,八万人剩下三万,江面都被血染红了。很多红军老战士后来说,过了湘江,所有人心里都憋着个问题:这样打下去,不是要死光吗?
这时候,毛泽东开始说话了。他不再是单打独斗。王稼祥、张闻天这些留过苏的领导人,亲眼看到“洋办法”行不通,思想发生了转变。特别是担架上的王稼祥,在长征路上和毛泽东深入交谈后,成了他最关键的支持者。
展开剩余44%遵义会议开了三天。激烈到什么程度?据参会者回忆,博古做报告时还在强调客观困难,周恩来一发言就主动承担责任。毛泽东的发言最长,他不用马列术语,就讲具体的仗是怎么打输的,该怎么打才能赢。他的话像刀子,句句戳在痛处。
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:毛泽东进了决策层,军事指挥权被交到了更懂实际情况的人手里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真正的转变是慢慢发生的。会议后打的第一仗——土城战役——还输了。直到四渡赤水,毛泽东那套机动灵活的打法才真正展现威力,也才真正让所有人信服。
所以你看,遵义会议不是某个人的胜利,而是实践的胜利。是农村包围城市打败了城市中心,是游击战打败了正规战,是实事求是打败了本本主义。这背后十几年的斗争,本质上是两种思维方式的较量:一种是从莫斯科的教科书里找答案,一种是从中国的山林田野里找答案。
这次会议留下的最大遗产,不是什么权力交接,而是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:中国的路,终究要靠了解中国的人来走。这个道理,不仅救了当时的红军,也成为后来这个国家做选择时最重要的标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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